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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电影的审查制度是怎样的?

如何看待濮存昕提出「要给涉毒明星一口饭吃」?

为何我国影视市场在不允许出现“鬼”的情况下,却能出现大量以“神”为题材的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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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是不是的问题。以我对题目的理解,先说一下“神”剧与“鬼”剧的定义。再梳理一下我那可怜的观剧清单。(仅以大陆连续剧为讨论对象。)
“神”剧:以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为主角,展现行侠仗义或爱恨纠葛剧情的影视作品。其中出现鬼、妖、怪等,仅为神话故事陪衬,故不影... 显示全部 »
先说是不是的问题。以我对题目的理解,先说一下“神”剧与“鬼”剧的定义。再梳理一下我那可怜的观剧清单。(仅以大陆连续剧为讨论对象。)
“神”剧:以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为主角,展现行侠仗义或爱恨纠葛剧情的影视作品。其中出现鬼、妖、怪等,仅为神话故事陪衬,故不影响“神”剧的定义。
“鬼”剧:以恐怖为基本基调,灵异故事为主体剧情,多以鬼、妖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发生纠葛的离奇怪诞情节结构故事,以刺激观众的恐怖感。
“神”剧代表作品《活佛济公1》、《活佛济公2》、《活佛济公3》(为了凑字数已经丧心病狂了)、《白蛇传》、《宝莲灯》、《妈祖》、《剑侠》、《神医大道公》、《西游记》、《西游记外传》(啊呸)、《春光灿烂猪八戒》等等。
“鬼”剧代表作品:这个臣妾找不到啊。人香港好歹还有《我跟僵尸有个约会》、美国还有《邪恶力量》,大陆啥也没有啊。你要说《聊斋》吗?那TM是鬼吗?是鬼畜啊!一个大老爷们睡了人家女鬼,反过来指责人家是不同物种。女鬼还就乖乖去投胎了。摔啊!你睡个贞子试试!分分钟屏幕里伸出手来帮你撸!《聊斋》里面的鬼都是为人服务的,有点人民公仆的即视感,就算是恶鬼也是陪衬的,总有燕赤霞跳出来做主角,逆转成“神”剧。《聊斋》整体的基调就是才子佳人,咳咳,穷秀才和佳鬼的爱情或虐情故事,说白了就是古代宅男们的岛国动作片,压根就不恐怖!
“鬼”剧这么惨淡,貌似交不了差,向外扩一下吧,把电影也纳进来。这样一来就......更没得谈了,跪。《京城81号》,最近刚看过,一开始看的挺爽,以为广电的大爷们终于开恩了,可以允许恐怖片有鬼了。看完觉得自己被耍了,就是一个靓女老宅深夜嗑药的故事,导演你真的觉得恐怖就是声音忽大忽小吗?《七夜》,多年前看过,也......是靓女老宅深夜嗑药的故事,导演你们除了嗑药就没别的办法见鬼了吗?最后竟然成了警匪片,你们节操何在?《天黑请闭眼》,为财杀人啊,你拍成犯罪片就好了嘛,拍什么恐怖片忽悠人,最后竟然有了死神来的的感觉。
你们看,这就是大陆“鬼”剧的代表作,代表特点就是一!点!也!不!恐!怖!所谓的“鬼”不是人心作祟,就是披着鬼外衣的失足妇女或逗逼。别跟我说《画皮》,那是爱情片。
如果大家想看我国优秀的鬼片,推荐一部,香港的《校墓处》(多谢 @Heinrich law 提醒),不说上乘,至少有真材实料了。大概是我胆小的缘故,现在想起剧情来还后背一凉。
说完了是不是,再说为什么,就不会挨打了。
已经有好多人提到了,大陆已禁止“鬼”剧的出现。多谢 @一塌糊涂的学生 指正
广电总局出台的规定: (四)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颠倒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取向,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刻意表现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具体展示犯罪行为细节,暴露特殊侦查手段;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虐待俘虏、刑讯逼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这样的规定出台,主流价值观又是唯物主义,唾弃这类怪力乱神的东西,为什么大陆排斥“鬼”剧却让拍“神”剧?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受众的价值观。扒开“神”剧“鬼”剧的外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些剧根本就是在写人,把人的一些价值观套在了神鬼身上。 神就是人,有权势的人;鬼也是人,有手段的,阴险小人或境遇凄惨的人。神可以救人,人可以救鬼,鬼不能害人。这是我们神鬼剧之中的最基本观念。 从老版《济公》我们可以看出来,济公是个半神,经常做一些济世救人,打抱不平的事。这类剧之所以在古今都很吃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的苦难太重,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来拯救,这种朴素的观点根深蒂固。跟每天喊的“老天爷啊”如出一辙。老版《济公》中作恶的都是人,官府恶霸等,而到了新版中,呼啦啦蹦出一堆作恶的妖了。大约是到了新社会,朗朗乾坤,盛世太平,只能请妖出来作恶了。
最经典的《聊斋》里,这种基本观念更是很明显。作恶的鬼都被人干掉了,受委屈的鬼被人给救了。新版里,虽然里面爱情元素花团锦簇,也没跳得出这个圈子。
先写这么多,有想法再更。
濮存昕是一个讲话很有分寸的人,建议大家阅读全文,他实际上委婉地批评了现在的连坐封杀政策,但也给官方留够了面子,这也是他在体制内说话的策略。

不能剥夺吸毒明星的工作权利,也不能连带处罚其参演的作品,这是基本的法治精神。

对这种事情,公众说什么并不重要,法律不... 显示全部 »
濮存昕是一个讲话很有分寸的人,建议大家阅读全文,他实际上委婉地批评了现在的连坐封杀政策,但也给官方留够了面子,这也是他在体制内说话的策略。

不能剥夺吸毒明星的工作权利,也不能连带处罚其参演的作品,这是基本的法治精神。

对这种事情,公众说什么并不重要,法律不应该被舆论所裹挟,但很可惜它常常被权力绑架。

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矛盾丛生,戾气沸腾,更加助长对严刑峻法的迷信。若你去跟普通老百姓做民调,恐怕是对盗窃、强奸、贪污、酒驾……任何犯罪都巴不得杀之而后快。

还是要一切从法律出发,但可惜的是,很多老百姓做不到,官方也做不到。空话。
匿名用户

magasa 回答了问题 2016-10-31 23:248 个回复 不感兴趣

苏联电影的审查制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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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这个婴儿刚被从产床上抱下来的时候,只来得及发出第一声啼哭,审查官已经闻讯而至。这就是电影的命运,在诞生之后的六、七十年内,它在大多数国家都从来没有摆脱过审查。电影的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行为,有针对人的审查,有针对完成片的审查,有针对剧本的审查,还有针对电... 显示全部 »
当电影这个婴儿刚被从产床上抱下来的时候,只来得及发出第一声啼哭,审查官已经闻讯而至。这就是电影的命运,在诞生之后的六、七十年内,它在大多数国家都从来没有摆脱过审查。电影的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行为,有针对人的审查,有针对完成片的审查,有针对剧本的审查,还有针对电影进口的审查,不同国家的审查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同。通过判断一个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属于哪种模式,完全可以看成这个国家的政权属性和政治体制。
一般人都比较熟悉「古典好莱坞」时期,以《海斯法典》为中心的电影审查制度,它建立在好莱坞行业内部自律的基础上,由八大片厂推举出共同认可的代理人,主要检查影片中的暴力、色情、伦理是否合乎大众道德规范。好莱坞的审查制度令许多西方国家效仿,但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电检制度,由政府和政党主导,检查的重点偏于影片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旦没有通过审查,影片制作者面临的处境将十分严峻。这种审查体系居高临下、无所不包,由苏联在全世界率先发明,同样成为一些国家的模板。
苏联的电影审查制度不是一天就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亦存在电影审查,但统治力度薄弱。当时所有文化活动都由圣议会掌管,审查手段原始,通常是在电影上映的第一场,由检查员到影院视察,走时还向影院收取检查费。这种临时的检查制度让片商没有安全感,有发行商从法国进口了高蒙公司改编的屠格涅夫《父与子》电影,但被判不得公映,损失惨重。后来发展为片商向警察单独放映,以便提前获知审查结果。
列宁有句名言:「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他当然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说这句话的,因为连文盲都可以看懂电影,它拥有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新政权甫一建立便着手建立相应的文化审查制度。一开始官方力量不足,只能要求影院和发行商主动上交拷贝,违者罚款。很快爆发的内战又令全国层面的统一审查很难实施,只得由莫斯科公布一个指导性禁片名单,让各地自行掌握。
直到内战结束,阵脚稳定下来,苏联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的电影审查体系。这个体系强调事前审查尤甚于事后审查,这是苏联式审查制度最可怕的地方。所有文化审查的权力被移交给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将政治上不听话的人调离文化岗位。后来,列宁交给契卡头目一份所谓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名单,将这些人全部流放。
1922年,专门负责文化艺术审查的Glavlit成立了,在其严厉钳制下,苏联的文化气氛变得愈加萧索,禁片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低,1928年11月,有三百部外国片被禁止发行,苏联电影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苏联的审查制度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为了尽可能严格地约束文化艺术创作,总是一个又一个地组建审查部门,试图控制创作中的每个步骤,然而这带来的弊端是各部门职能边界模糊,只能随着政策和人员变动来调整,导致职责不清,效率低下。
1925年,美国电影《佐罗的面具》以「反革命」的名义被禁映。负责电影工作的索夫季诺认为这个裁决简直违反常识,他想发起申诉,但有权受理的机构有三个,分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电影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会,和节目监管委员会。该向谁申诉呢?这怎么可能成功?
人民教育委员会还曾抱怨,他们不得不把节目监管委员会通过的片再禁掉,因为后者对「挑逗性资产阶级词汇」把关不严。
苏联的审查强调群众意见的参与,所以一些民间群众组织,比如革命电影工人联合会,本来没有审片权力,但是每部新片它都要发表认可或反对的意见,因为在中央有人,有高级领导参加他们的审片会议,所以它的意见对审查结果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他们还会邀请一些普通观众来看片,让他们发表审查意见。
对内容的控制是审查的第一要务,有一年官方发布了一份绝密内参,规定文艺作品不可以提到由失业或饥饿造成的自杀或精神病,也不能报道虫害导致的面包供应不足,以免造成群众恐慌。类似这样的题材、内容禁令层出不穷。内容控制是通过经济控制来实现的。每个片厂每年都要制订生产计划,所有计划最后会汇总到中央,从全国的层面统筹安排。国家按计划分拨投资,凡是受到鼓励支持的类型例如革命历史题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投资。片厂为了争取到更多投资,就越来越向特定题材倾斜,导致事前审查越来越繁琐,效率也越来越低。在具体的构思、拍摄过程中,审查也无处不在,这由片厂的艺术委员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执行,每天拍好的样片都有人审看,有问题随时修改。培利耶夫的《死亡的传送带》竟反复拍了14遍。
电影是政党意志的体现,对电影工作者的出身审查也是审查制度的重要一环。资产阶级出身的电影工作者无法信任,而无产阶级出身的数量远不够用或专业素养不足,这更恶化了苏联建国之初电影产力不足的困境。
苏联名义上的文化审查机构繁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大林充当了苏联电影的最高审查官。斯大林每天和政治局开完会是夜里十一、二点,这时他喜欢通过看电影来放松,他会要求电影口的官员推荐两部轻松的影片给他,国产片和外国片各一。为了方便看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修了一间小电影厅,每天看到两三点,乐此不疲。后来这种行为超过了个人娱乐的界限,变成电影审查的一部分。斯大林常常对影片台词甚至视觉表现手段提出修改意见,有时随口一句话就毙掉影片。他第一次介入电影审查是要求爱森斯坦从《十月》中删掉表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作用的片段。到后来他不止将影片看一遍,还会跟踪影片修改进展。苏联电影工业总局局长鲍里斯·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反复审看过《夏伯阳》36遍,每次都和舒米亚茨基讨论如何修改。
斯大林还慷慨地充当电影导演的保护人角色。此前杜甫仁科在乌克兰被地方政府迫害,斯大林把他召到莫斯科,视他为自己的御用导演。杜甫仁科在斯大林要求下拍摄了《肖尔斯》(Shchors),该片被斯大林誉为乌克兰版的《夏伯阳》。
连电影评论也被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二十年代时评论家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百家争鸣,蒙太奇学派的理论创新大部分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三十年代后,只有能帮助深化官方政策推广的评论才能发表。对于政府来说,评论往往是对付一部电影的最后一招。雪藏电影的做法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爱森斯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本是配合三十年代末的反法西斯背景,但1939年8月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部本来极卖座的影片被连夜撤映,直到纳粹进攻苏联后才恢复放映。
苏联审查制度的松紧总是随着政治气候一起波动。30年代后期,很多旧的电影官员在大清洗中被枪毙,电影审查机构重组。二战时审查一度放松,全民一心卫国,当然那时也没什么好审查的,电影生产的重心转向揭露纳粹、鼓舞士气的新闻片。1946年日丹诺夫执掌文化事业,独立的电影部成立,剧本审查变得极度苛刻,随后的几年是苏联电影历史上的「灾年」,每年只有十余部电影上映。为了解决片荒,政府不得不将一批从德国缴获来的战利品影片重新剪辑上映,这里面以德国片和美国片为主,宣传部曾一度打算上映好莱坞影片《约翰·多伊》(Meet John Doe),不过片名已被改成「一个失业人的历史」,其用意不言自明。
是1953年斯大林的死亡暂时缓解了苏联电影的危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批评苏联电影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接踵而至的是所谓「解冻期」,《雁南飞》《士兵之歌》等佳片相继问世,塔可夫斯基也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废除审查制度,用更宽松的分级来代替。等待苏联的却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来临,审查枷锁重新收紧,且更趋僵化。
1986年,为了响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电影工作者第五次大会召开,大会设立了争议解决委员会,重审积累下来的140部禁片,最后有60部影片被撤销禁令,得到不同程度的公映,其中包括影射贝利亚时期秘密警察统治及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几部高度敏感影片。
时至今日,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其电影审查制度烟消云散,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是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审查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苏联电影的审查制度是怎样的?

如何看待濮存昕提出「要给涉毒明星一口饭吃」?

为何我国影视市场在不允许出现“鬼”的情况下,却能出现大量以“神”为题材的影视剧?